（二十五）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予以核准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答：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第二十六条规定，核准机关对项目予以核准的条件为：
（一）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
（二）不违反我国有关发展规划、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
（三）不违反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协定；
（四）不威胁、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对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符合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核准机关一般将之视为不违反11号令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宏观调控政策”：（1）该项目属于间合作项目；（2）核准机关就项目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驻外使馆明确表示支持该项目。
（二十六）在港澳台地区投资是否属于境外投资？
答：《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第六十二条规定：“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开展投资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企业对境外开展投资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十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提到“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企业对境外开展投资的，参照本办法执行。”请问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具体如何参考本办法？
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对境内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项目采取“事前管理有区别、事中事后全覆盖”的管理思路，对其中的敏感类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对其中的非敏感类项目，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投资主体应当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无需备案；而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无需备案也无需告知。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参照执行。
（二十八）《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中所称“境内自然人”，是否专指拥有国籍的自然人？是否包括经常居住在境内的外籍人士？
答：“境内自然人”指的是拥有国籍的境内自然人。
（二十九）不涉及敏感国家、地区和敏感行业，且中方投资额不超过3亿美元的地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应该在哪里备案?
答：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第十四条规定，非敏感类项目，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备案机关是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需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办理的相关手续，请咨询相应部门。
（三十）境内企业在境外开展的投资项目，根据之前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9号）事前没有进行过备案的，现在是否需要补办？
答：2018年3月1日前已完成交割、且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9号）无须核准和备案的项目，现在不需要补办相关手续。如果现在要开展新的境外投资项目，应按照《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有关规定办理。
（三十一）若两家企业A和B竞标同一项目，A企业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以下简称11号令）正式生效前取得了项目信息报告确认函，B企业在11号令生效后才进入约束性报价阶段，按照11号令规定不再需要取得项目信息报告确认函，那么A企业取得的项目信息报告确认函是否会排斥B企业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答：不会。
（三十二）境内企业收购一笔境外企业持有的资产，但该资产实际是位于我国境内的一块土地，此种情况是否属于境内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活动？
答：如果交易过程中，境内企业发生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第二条规定的投资活动（如收购持有该土地的境外企业等），则属于境内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活动。若交易过程完全在我境内进行，且未发生《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第二条规定的投资活动，则不属于。
（三十三）境内企业所控制的境外企业进行境外发债，境内企业对其发债行为提供担保，不涉及敏感国家、地区和敏感行业，是否需要在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答：如果境外发债募集资金用于《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第二条规定的境外投资活动，则境外发债为境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境内企业需在发展改革部门就境外投资项目进行核准或备案。如果境外发债募集资金并未用于境外投资活动，则不适用于《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
（三十四）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资金出境是否需要在发展改革部门办理核准/备案手续？如果需要办理，与保监会办理的相关手续有没有先后顺序？
答：如果该笔资金用于境外投资活动，则需要在发展改革部门办理核准/备案手续，否则不需要。
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迫于资本市场压力（Teohet al.，1998）、借款契约（Sweeney，1994）、薪酬契约（Hagerman and Zmijewski，1979）或政治动机（Hall andStammerjohan，1996）操控会计数字，通过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或实际的交易安排影响会计信息，形成盈余管理。
较高的投资者保护程度通过限制内部人私有收益的攫取提高信息质量（Leuz etal. ，2003）。在法律制度和法律执行严格的国家中，盈余操纵被发现后造假的损失更大，因而盈余管理程度较低（Bushmanand Piotroski，2006）。刘启亮等也（2008）指出投资者保护较弱时，更为集中的股权能够为大股东获取私利提供便利，上市公司可能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投资者保护的诉求越高，上市公司面临较高的投资者压力可能降低向上调整应计盈余的幅度（曾建光等，2013）。
证券分析师的活动可能通过信息的提供降低盈余管理行为。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证券分析师的活动减少了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Yu（2008）提出分析师利用自己经验和信息挖掘能力等对公司形成监督。另外，分析师更可能基于声誉角度揭示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Dyckand Zingales，2010）。Irani and Oesch（2013）利用分析师所在券商的并购作为自然试验，发现分析师跟随的减少降低了信息质量，进一步证明了分析师与内部治理的替代作用。Chenet al.（2015）在研究分析师跟随
对外部股东利益的保护时发现，跟随的分析师减少后，盈余管理增加。国内的潘越等（2011）也发现分析师能够挖掘隐藏信息，降低信息不透明与股价暴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李春涛等（2014）指出分析师跟随的增加降低了盈余管理程度。
